1.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常。欢迎收听今天的致富早班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6千万留守儿童的生存困境。

新学年到了。河南临颍县吕庄村，8岁的任文落和同村小伙伴放学后有了新去处：“糖果计划”留守儿童艺术中心。他们找到座位，边写当天作业，边等老师给他们上美术课。

吕庄的绝大多数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在刚刚过去的暑假，任文落还是没能见到在广州打工的爸爸和在郑州打工的妈妈。但爱好美术的她找到了暑假的“色彩”。整个假期，“糖果计划”公益组织发起人谢北思带着孩子们为村庄的房子“上色”，任文落被孩子们公认画得最好。“我们无法改变孩子父母不在身边的状态，索性让孩子们专注一些高兴的事情。”谢北思希望孩子们亲手绘就的房子，能让他们感到“家乡很漂亮”。

在屡屡被留守儿童生存困境的消息刺痛时，“谢北思”们通过一抹色彩，传达出社会的温情。而对这个6000多万的庞大群体，仅仅关注是不够的。怎样汇聚更多力量为他们做些什么？该怎么做？特别是，怎么给他们一个能在心灵中永驻的“家”？

陕西泾阳县，当地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副主任孙宏建讲了件至今仍觉得扎心的事。前不久，他带着50多个留守孩子去江苏昆山见父母。近在咫尺，却有一位家长以工作忙、走不开为由，一直没见孩子。“那个孩子非常伤心。”

当社会高度关注这些孩子的时候，家长——他们的第一监护人——到底该怎么承担这个第一责任，讨论得却并不充分。

“把孩子送过去了父母都不见，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孙宏建的困惑，并非个案。记者在陕西、贵州、江西、福建等地采访留守儿童状况时，屡屡看到、听到类似故事。

“留守儿童是人们家庭观念缺失的表现之一，但这个问题长期被忽视。”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楼宇烈说。

新华网一份近千人填写的留守儿童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关于“造成‘留守儿童’现象的原因”，74%的人选择“父母出于经济原因离开家乡”，选择“随迁子女异地入学难”、“中小城镇缺乏就业机会”、“户籍改革进程缓慢”分别占60%、55%和50%，认为“父母缺乏家庭观念”仅占21.6%。针对留守儿童的“第一责任人”，58.2%的人认为是“父母”，35%的人认为是“政府”。

一位在广州务工的留守儿童的父亲无奈表示，在家乡赚得少只好出来。但接孩子来城市生活不仅成本高，而且诸如异地上学等问题不能解决，所以只能将孩子放在老家给爷爷奶奶抚养。

“这背后有广泛认同的社会背景，一些隐性问题不容回避。”楼宇烈说，“一些家长没有意识到自己才是养育子女的‘第一责任人’，觉得把孩子给老人、亲戚、学校、政府来养是理所应当的。这是留守儿童现象背后需要重视的本源性问题之一。”

就像二代农民工和一代相比，出现很多新特点。现在一些留守儿童的父母，渐渐具有迥异于传统父母的表现。

“劝也劝不回来。我年纪大了，不知道还能带多久，以后娃儿可怎么办啊。”陕西泾阳县桥底镇留守儿童小雪(化名)的姥姥李康秀很发愁，“娃的父母在新疆务工十几年，虽然日子过得很一般，但已经习惯了当地生活，也有了自己的圈子。他们也想娃，但不会轻易回来。”

很多背井离乡的父母，最初都是带着“挣钱养家”的原始冲动远离家乡，但“游子忘归”，却不完全出于经济考量

接受采访的一些专家认为，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离乡离土、人口迁移带来社会结构和内在机理的深刻变化。反映在留守儿童家长身上，就是过于专注物质追求、形成并习惯新的人际交往圈子，某种程度上冲击了基本家庭观念，带来生而不教、老无所养等一系列问题。

“就像有些人认为给爸妈钱花就是尽孝一样，有些留守儿童的父母认为寄钱回去，让孩子在老家住上更好的房子、过上更好的日子，就是尽到父母责任。其实不然。”楼宇烈说。

留守儿童在最需要父母陪伴的成长阶段，得不到切身的关爱，是成长中无法弥补的重大缺憾。

“生而不教会给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这其实不仅在农村，城市也是如此。”楼宇烈认为，“现在已经到了重构家庭，让家庭观念回归的时候了。”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教育局团委书记祁翠琴每次看望完留守儿童后，都感到深深的担忧。“这些孩子明显早熟，不愿意和人交流，而且心态复杂，有的甚至在私底下议论谁看望时带来的钱和玩具多，以及钱该怎么分。”她觉得这归因于家庭关爱和教育的缺失，孩子们从小在患得患失中成长。

亲情缺位，谁来补位？新华网调查数据显示，80.5%的人不认为留守儿童遭遇的亲情缺失能通过其他方面的抚慰来弥补。

让父母和留守儿童在一起，当然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最美满的结果。但受限于现实的各种原因，要实现这一点，或许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

在河南临颍县让孩子们用画笔画家乡的谢北思，还会在课间打开“小雨点”广播——由另一位公益人士刘新宇制作的面向留守儿童的广播节目。优美的音乐、成长的故事在各个教室里回荡，孩子们在画画、做手工之余驻足聆听。“我管这叫心灵陪伴。”刘新宇说。

“越来越多的学校和社区成立了留守儿童活动室、关爱室，也开始有了心理辅导老师，一些地方还有一对一的‘爱心妈妈’。这些都是新尝试。”福建省建宁县妇联主席虞美娥说，政府近年来在政策和措施上大量向农村倾斜，社会各界也做了不少努力。

虽然有些专家认为，“代理家长”代理不了亲情，只是实现形式上的补位。但他们承认，这能起到一定作用。

“如果孩子能得到所处环境的关爱，就能弥补一部分亲情缺失。尽管这比早期就满足他的亲情需求，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儿童教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文利说。

多方人士还建议，在现阶段，对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亲情缺失、监护缺失等问题，政府应该在政策导向和资金支持等方面，为外出父母与子女亲情互动、对子女加强成长监护等创造条件。

因为发生了4个留守儿童服农药死亡事件，贵州毕节市田坎乡农民有了更多思考。照看着3个孙子的村民黄良兴说：“管好娃娃，家长要承担主要责任。政府和社会最多就是帮助解决困难，无法替代家长对小孩的关心照顾。”

在北京郊区一处书院，外来务工人员张国霞和爱人把儿子从湖北老家带过来，送到书院读书。为此她辞去每月4000元左右的家政工作，到书院做后勤工作。

“虽然现在收入少了些，把孩子带在身边开销更大，也更累些，但陪伴孩子长大，让他得到更好的教育，再苦再累都高兴。”张国霞麻利地在餐厅收拾着东西，言谈间流露出亲子共处的幸福感。

刘文利说：“孩子在人生早期被父母或最直接抚养人关爱，这种经历和体验，有助于他以后学会爱和以什么方式爱，建立起爱他人的情感交流方式。”

楼宇烈说，“绝大部分留守儿童的父母选择外出务工，不想让贫困传递到下一代身上。但他们没想到的是，精神方面的贫困却可能代际传递”。

新华网调查显示，有91.2%的人认为留守儿童现象会造成亲情淡漠，有74%的人认为这种淡漠会在代际间传播。

“10年后，这些留守儿童也会结婚生子。都说不能让贫困在代际间传播，那亲情呢？”楼宇烈说。

长久以来，政府部门、社会各界主要从孩子本身来着手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越来越被证实需要“两条腿”走路。专家和相关人士认为，从现在开始，既要做好留守儿童本身的工作，也要做好父母的工作，为父母与孩子团聚创造条件。

“首先要让家长有回归家庭的意识。”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妇联干部杨心欣认为，现阶段起要转变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教育观念。通过宣传、培训、学生家长会等方式，对留守儿童家长和监护人实施再教育再学习，扭转长期以来存在的“重生轻教”“重物质轻精神”等观念。

多位基层人士建议，对带着子女进城的农民工父母，政府应给予适当的生活补贴，尽量保障廉租房等基本生活设施，并尽快消除子女入学、户籍等制度性障碍；对返乡农民工，政府应优先安排就业，同时对困难户给予更多补助和关爱。